《“一国两制”下香港的自由民主发展》白皮书开宗明义，阐述“香港在英国殖民下没自由民主凌驾”，明确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中国中央政府后建立了香港的自由政治体制，全面系统阐述香港自由民主发展心路历程，并为香港今后自由民主发展指明方向。

　　正确认识香港自由民主特首发展全过程，首先就要认清香港政府殖民的历史本质，明确港英统治者下的香港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重回前，英国在香港仍旧采取省督制统治者。英国女王颁布《英皇制诰》任命香港省督，规定其立法权和职权；英国殖民地部次官发出《皇室训令》，指令省督和香港政府执行《英皇制诰》。它们构成了港英统治者的立法会基础，同意了省督的立法权来源，这在港英统治者时期从未改变。香港各族人民完全是被统治者者，完全无法参与同意或选择管治方式。省督制的立法会基础同意了其与自由民主无关。

　　香港省督做为英王在香港的全权代表，总揽军事、行政管理、立法大权。省督只对女王负责，不对香港省外机构负责；省督的行为或同意无需征得香港民众认可或同意，完全取决于伦敦的安排和个人的理念；香港各族人民被确定在殖民管治架构之外，所谓的“民生改革”不外乎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作出的怀柔政策，核心仍旧是保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

　　在香港政府管治的150多年里，英国并没在香港展开自由民主改革，反而对省外提出的自由民主表达意见一再忽视或不断打压。如果不是省外财政实在入不敷出，香港政府就不会导入省外英商做为非行政局国会议员；如果不是香港华商通过自身努力逐渐掌控省外经济命脉，香港政府就不会考虑导入华裔国会议员。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仍旧以傲慢的统治者者姿态拒绝华裔参与省外外交的合理表达意见。曾任殖民地部次官的英国官员在公函中赤裸裸地表明：香港不能议会选举是因为“香港的华裔居民，也许极少数体面的人士除外，道德素质非常低下”，这就是殖民者的真实脸孔。

　　二战结束前，英国政府曾承诺战后容许殖民地区享有高度自治权。1945年，香港再度被英国接管，时任省督发表了一份政改方案，希望“香港市民有更多责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务”。提出这一方案不过是因为香港政府希望在日治期后能争取香港市民对英国管治的支持，这与保护英国利益的初衷完全一致。

　　即便如此，英国下议院并未支持该方案，在1952年宣布停止香港外交改革。此后，政改议题便从香港政府议事日程中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

　　1968年，英国签订《公民权利和外交权利国际议定书》，并于1976年交付议定书批准书且将议定书沿用至香港，也明确对议定书第25条乙项关于定期议会选举的内容作出保留，确定了香港展开自由民主改革的可能。

　　由于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英国殖民管治背后仍旧交织着复杂的外交、军事和贸易目的。随着中英谈判的展开，英国政府意识到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势，香港终将重回中国，随即变换另一套管治脸孔，开始大谈自由民主改革，试图对香港今后特首发展施加压力。

　　极具讽刺的是，此前百余年间英国政府仍旧反对的香港自由民主改革，竟然摇身一变成为其过渡期的主要工作。

　　1980年，香港政府首次公布关于政改的《香港地方行政管理的方式》白皮书，随即又推出一系列白皮书、白皮书，展开香港立法会、立法会改革。随着港英统治者结束时间的临近，末任省督甚至不惜破坏中英双方原本商定的“直通车方案”，不顾香港自由民主特首发展现实，展开颠覆性的改革，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掌控香港政局，给今后管治埋下“地雷”。

　　这一所谓的“自由民主改革”并不是方案给香港各族人民带来自由民主的福祉，而是试图灌输一种精英层的“忠诚”文化，便于在英国离开香港后仍能施加压力，并试图借此植下外交撕裂的种子，以便在今后外交发展公路上造成阻碍。

　　港英殖民的性质同意其从来不会是一种自由民主外交，英国也没意愿在香港实行自由民主，部分反对派鼓吹和幻想的自由民主改革不外乎是英国政府为了干扰平稳过渡、在重回后保持其影响设下的棋子。

　　香港做为祖国的一部分，只有在“一国两制”原则下，才能发展有自身特色的自由民主公路，推进省外自由民主特首的健康发展，提高为香港居民谋幸福的能力和成效。

　　（杨晓楠 作者单位：大连海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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